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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伟江:中国古代版权保护源流考
2005-11-1
一、缘起
    笔者对古书版本略感兴趣,亦较喜古籍,在涉猎古书版本古籍的同时,常疑惑于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问题。平日看到古籍今文时,不免留心一点,时间稍长,倒也积累了一些资料。笔者寡闻,能看到的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知识产权保护的论述,主要有朱明远先生的《略论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形成》(2),(下称朱文)。该文主要涉及到版权观念在中国的起源,论述主要在宋代,至于明清两代并无涉及,资料来源主要是依据民国时期湖南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郑成思先生的《中外印刷出版与版权概念的沿革(3)》(下称郑文)和其《版权法》中的相关论述,涉及的内容也是在宋代,资料来源及观点和朱文并无太大差别。笔者系后学,却不敢妄自菲薄,故将能收集到的有关中国古代(自宋代起)有关版权保护的资料作一简单分析,以期对前辈文章有所补充,或贻笑于方家,错误难免,敬请指正。
二、宋代之前
    宋代之前,我国尚未发明印刷术,所传播的书籍均为手抄本,手抄本的时代抄数毕竟有限,关于保护作者或者出版者的利益尚无必要。自雕版印书始即出现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受损问题,版权保护方有人主张。我国雕版印书,始于何时?虽然本文讨论的不是版本学的问题,但是先有印刷后有版权,故截断众流,乃见肇始。虽有数家观点,有认为始于东汉、东晋、六朝、隋朝(4)(5),有认为始于隋末唐初(6),有认为是唐朝中期,经过笔者多方比对,认为浙江图书馆江山毛春翔的观点最有说服力,毛先生经过详尽论证认为我国的刻书业兴于中唐,当八世纪后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7)。这一结论和其他如叶德辉(8)等的观点均可相印证。笔者认为确实可信,其他如李致忠等人所引用的观点早在40年前已经为毛先生所驳倒。然后出现雕版并不意味着就出现印刷者和盗版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雕版是整块版雕刻,而不是活字印刷。且雕版一开始在唐代主要还是是佛经,私人刻书坊尚未出现。五代雕版盛行,有记载的是官刻《九经》。但是私人刻书坊已经出现,如薛史《和凝传》称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其他尚有相关记载。然而应五代战火连年,所乘五代版书已极罕见,更无所谓版权方面的记载。虽有认为《九经》刻出后官方“犹禁擅镌”,但是这明显是为维护官方版本的纯洁性和权威性,不是私权之保护。因此宋代之前尚未考到与版权有关的记载。
三、宋代
    为什么到宋代始才见到相关记载,笔者认为和宋代发达的雕版印刷业密切相关。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9)。活字印刷也在宋仁宗时发明。印刷业的发达导致出现私权利被损害,故版权矛盾冲突出现极多,也留下了不少记载。宋代的版权冲突无论如何也不会早于1064是年。据罗璧《识遗》说:“在治平(1064)之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至熙宁(1068)之后,方尽驰此禁”,在擅刻之禁一驰方有私刻坊,风起云涌(10)。
有宋一代,关于版权方面的文字,见于叶德辉《书林清华》(11)卷二:“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代。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称《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其申文格式不载书本,其详不可知也”。尚见于祝穆《方舆胜览》等四部书,两浙转运使司浙东提督给榜禁止翻刊,禁止翻版的理由为:“近日书市有一等嗜利之徒,不能自出已见编辑,专一翻版”。或“改换名目或节略文字,有误士大夫披阅,实为利害”。对擅自翻板的后果,即“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对于上述实例,笔者有以下议论:首先《东都事略》一书是五松阁仿刻的,虽然正本不详,但仿刻本有记载,按照仿刻的惯用手法,正本应该也有相同字样。因此,对此记载应属实,笔者认为这些声明和榜文,保护的是刻书坊的利益,不保护作者的利益,当然对出版者的保护也是版权保护的起源。最关键的一点是,这是否真的是保护版权的法令呢?叶德辉说得好,可见当时一二私家刻书,陈乞地方有司禁约书坊翻刻,并非载在令申,人人所必遵。特有力之家,声气广通,可以得行其志耳。虽然,此风一开,元以来私塾刻书,遂相沿以为律例(12)。这个观点笔者是同意的,就是虽然确实可以证明有地方政府开具榜文保护刻坊的利益,但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是人人必须遵守,况且刻书坊从地方政府所得到的保护也是很弱的,经不起豪门权贵的挑战,同时也经不起外地翻刻者的翻刻,以前中国也有地方保护主义。后来的人虽然知道这种声明不一定顶用,但是尚有一定的恫吓作用,故沿用下来。对于以上结论,笔者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证明。一是,查两宋所有立法,无论是工商赋役律法、民事律法、刑事律法,律、敕、令,指挥与断例均无这方面的内容。两宋立法一直较为先进。宋朝法典之众、种类之多超过前代,也使法律的调整范围极为广泛。以至南宋的叶适在评论宋朝的法度时曾说: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黄震也讲:本朝惩创五季,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投足,辄有法禁(13)。因此政府法令规定保护出版者的利益在宋代是不存在的。我们也不必为老祖宗脸上贴金。笔者再提供当时翻刻的例子。查《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此临川曾孙珏刊本,前有小序云:曾大父之文,旧所刊行本率多桀误。政和中,门下侍郎薛公宣和中先伯父大资皆被旨编定,后遭兵火,是书不传。比年临川、龙舒刊行尚循旧本。这说明当时宋代翻刻王安石文集有许多人在雕印,也不需要征得王安石家人的同意(14),同样的例子还可以在《苏轼集》(15)中找到。还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四章,苏轼的作品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都宽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流传,但愈禁严而传愈广。这些例证均说明,有宋一代,尚没有国家的法律来保证刻书者和作者的权利,这样所谓宋代始中国有版权保护的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四、明代
    《书林清话》卷七提到:明代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得别刻。这并不是保护版权,只是为减少翻刻之误,维护官方权威等原因,从明代的法制史上也未查到有关禁翻版的制度。
五、清代
    清代的文字中,正史及法制史上无法查到相关的保护文字,直至清末中美通商条约。经查,清《株林野史》的扉页写有:此书得于内庭密本,刊行非易,同世幸勿翻刻(16)。这当然只是请求别人别翻刻,如果有禁翻刻之法,当然谈不上请求了,警告就足够了。《清代野记》在讲到湘淮军之来历时,谈到王闿运所刻的《湘军志》时(17),“故湘军将帅咸恶之,购其板而毁也,今上海已有小本翻刻矣”。该文字表明,实际在清代当时也无法令来保护作者的版权,王闿运当时仍在世,但是上海有人就可以翻刻该书,足以表明当时的情况。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第八编第四章谈到:“《聊斋志异》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问世”,也可佐证。最有趣的是在《官场现形记》中有一情节涉及禁止翻刻的事情,讲到刻书坊通过关系到藩台衙门请求藩台时说:“想求大人赏张告示,禁止收贾翻刻,只准卑局一家专利”。但是藩台的回复是,官府只能禁人为非,那能禁人向善,故不同意(18)。虽然《儒林外史》是小说,但是当时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里可以印证的是,在宋代的所谓有禁止翻刻的案例,其实都是某一地方官在一些利益者的请求下,作出了一些随意禁令,不是存在什么统一的法令。笔者查到另一事例载于袁枚的《闲情偶记、器玩部》:“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倭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地,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已有。食其利而抹煞其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也,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之内,不知凡已,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李渔对盗版其笺帖版式倒是非常在意,谁翻刻即有控告之意,能否胜诉,仍无把握。还有一例,是嘉庆庚申年(1800年)纪昀的弟子盛时彦在《阅微草笔记序》中提到“《滦阳消夏录》等五书……翻刻者众,讹误实繁,且有妄为标目”。该刻本“又请先生(纪昀)检视一过,然后摹印”。这一记载表明记昀在世时,翻刻其书人甚众。虽然在中国古代,无版权保护的法令,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书籍传播的需求看,刻书流传,是有利于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属于做善事,官府不保护出版者或作者的利益,有其缘由。
    中国的版权保护制度还是外国人带来的。1903年中美关于修订商约的谈判时,1903年7月17日,美方交给中方的草案的第十一条为:“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之利益给与该国之人民。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十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19),中方在同年3月27日对该条的答复是:“中国建议修正,改期讨论”(20)。经过多轮谈判,关于版权条款,美方同意在上述文本中增加一段如下:“凡美国人民或中国人民为书籍报纸等之主笔或业主或发售之人,如各该件有碍中国治安者,不得以此款邀免,应各按律例惩办”(21),从谈判的过程来看,当时中方关心的不是保护版权人的利益,主要是为维护大清的统治。1904年2月9日,该条约生效,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同意保护外国人的版权,商标和专利(22)。之后的《大清著作权律》1910年年底才颁布,律到日期起执行、六个月内注册生效,实际上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结束,该法律也随之失效(23)。
六、结语
    从上述文字看,自宋代开始,确实不乏保护刻书者利益的实例,但是这些实例,实际上应当作为一种例外而存在,是地方官员的一些临时措施,而不是法令,因此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版权保护法来说,中国历代来确实没有过,直至清末。

注释:
[1] 作者系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因从事实务工作,故资料占有不详,出现错误难免,敬请谅解。
[2] 朱明远 《略论版权观念在中国的形成》   载《版权研究文选》 中国版权研究会编 商务印书馆1995年4月 第一版 页123
[3] 郑成思  《中外印刷出版与版权概念的沿革》  载《版权研究文选》  中国版权研究会  商务印书馆 1995年4月 第一版 页109
[4] 李致忠 《古书版本鉴定》  文物出版社1997年2月第一版 页20
[5] 明陆深观点 
[6] 朱文所陈述,不知其来源。见注1页123
[7] 毛春翔 《古书版本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页21
[8] 叶德辉观点认为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见《书林清话》页17
[9] 李致忠 《古书版本鉴定》 见前注3 页23
[10] 见注6 页32
[11] 叶德辉著 《书林清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1999年4月第一版 页31
[12] 见注10 页35
[13] 《两宋法制通论》  薛梅卿主编 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页6
[14] 《临川集一百卷》内府藏本,今世所行本实处一百卷,乃绍兴十年君守桐庐参大和校室垂刻。
[15]苏轼集附录:刻书跋予白添牧以来,每用为慨,谋样之饲善本而无从也,查取家藏旧本,雠校而翻刻焉。
[16] 《中国历代禁书解题》 见《国学宝典》
[17] 因王闿运所写《湘军志》系直笔书之,故湘军咸恶。见《国学宝典》
[18] 《儒林外史》第  回  见《国学宝典》
[19] 《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 中国近代经济史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华书局1994年10月第一版 页168
[20] 同上注 页172
[21] 同上注 页203
[22] 详情请见《中美通商条约》
[23] 杨维新《大清著作权律》探源  载《版权研究文选》 商务印书馆 1995年4月第一版 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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