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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清: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中的权利冲突
——以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为视角
2014-1-2
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中,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具有多样化的产生原因并在在实践中普遍存在。解决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的方法,因这一冲突的激烈程度而异:对于激烈的冲突,其他基本人权优先;对于不激烈的冲突,文化权利优先。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权利 基本人权 冲突
  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被承认的权利之间发生的冲突。权利冲突的实质是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1]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面临很多复杂问题,其中权利的冲突问题较为突出。这些权利冲突主要体现为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发生冲突。本文对于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冲突的成因、体现及解决途径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法保护中的权利冲突问题。
 
  一、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冲突的原因
 
  关于文化权利,国际上没有统一的界定。一般认为,文化权利是指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文化待遇、文化机会以及所可以采取的文化态度和文化习惯。文化权利包括文化平等权、文化认同权、文化自决权、文化发展权。文化权利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法保护中,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既有相适应和相协调的一面,又有相冲突和矛盾的一面。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文化权利边界的模糊性。文化权利常被称为人权中的“不发达部门”所谓“不发达”,是指相对于其他种类的人权,比如公民权利被、政治权利、经济和社会权利而言,文化权利在范围、法律内涵和可执行性上最不成熟。法律对于文化权利的范围、内涵很难界定,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这一概念过于模糊“文化”内涵的不确定,导致文化权利的内容、范畴很难确定。文化权利究竟包括哪些具体权利,国际社会分歧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欧洲保护少数民族委员会所指定的《欧洲人权公约》在文化领域的议定书草案中规定了文化权利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认同权、选择归属群体权、取得信息权、名称权等9项具体权利。然而,欧洲理事会并不完全认同草案中列举的具体文化权利,认为这些权利太模糊而难以界定。因此,文化权利的边界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文化权利与其他人权的冲突不可避免。
 
  其二,人权观念的分歧。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普遍主义人权观与文化现实主义观之间的冲突。普遍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的价值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尊严的体现。无论出身、信仰、性别、种族、地域、历史、文化、观念,每个人都平等享有人权。与之相对立,文化现实主义观认为,文化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系统,对人的尊严的体认也有不同的标准。[2]不同的文化存在着不同的人权价值和行为准则。人权是相对的,只能根据不同的文化来实施不同的判别标准,普遍人权是不能成立的。文化权利是一种普遍权利,体现人权的普遍价值,不分种族、阶级、国籍、肤色、年龄、职位、身份等由一切人享有的。[3]同时,文化权利又与文化多样性相关,而文化多样性与普遍的人权理念有时相冲突。[4]可见,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于普遍主义人权观与文化现实主义观之间的矛盾。
 
  二、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冲突的实证分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冲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明显的、激烈的冲突
 
  不少以文化名义流行的传统习俗和实践严重地违背了基本人权。如据BBC在2006年4月的报道,在印度北部的一些乡村的宗教组织中至今仍流行焚烧女孩的习俗。那些焚烧女孩的行凶者(通常为村里的男人)认为,他们焚烧女孩是献给印度教女神的,这会给他们带来好的生活。据BBC当时的统计,印度警方接手了200起焚烧女孩案。[5]这一习俗在这些宗教组织看来时合理的,认为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他们的文化权利。然而,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焚烧女孩的习俗是严重违反基本人权。与上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本身导致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传统不同,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激烈冲突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如北森蒂内尔岛是位于孟加拉湾内的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屿,归属印度管辖。北森蒂内尔岛上居住着北森蒂内土著部落,该部落大约250人左右,至今仍按照传统方式生活:穿着兜提狩猎和耕作,使用北森蒂内土著语言。印度政府为保护该土著部落的生活方式、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颁布法律禁止外人登陆该岛2006年2月12日,来自另外一个岛屿的两名偷渡者潜水登上北森蒂内尔岛,结果被北森蒂内尔部落的成员杀死。对这一事件,印度当地的政府不愿意追究。[6]这一事件也表明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体现的文化权利与保护生命权之间的冲突。
 
  (二)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不明显、不激烈的冲突
 
  如歌舞伎起源于17世纪初期,是日本典型古典戏曲形式。歌舞伎的创始人是日本关西岛的女祭司阿国,阿国创建了歌舞伎后,在京都、大阪一带的“游女”受其影响组织了许多“游女歌舞伎”,1629年日本德川幕府颁布法律禁止女人演戏,以男子扮演女人的角色,产生了歌舞伎中的“女形”,这种歌舞伎被称为“若众歌舞伎”,[7]至今,日本的歌舞伎仍然禁止妇女参加表演。歌舞伎被视为日本文化代表,是日本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禁止妇女参加歌舞伎表演。应该说不符合公民平等权的基本精神。因此,歌舞伎表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会发生文化权利与平等权的传统。但是,这种冲突是不明显的。在冲突中,文化权利的行使没有涉对于妇女的暴力或杀害,对妇女平等权利的损害是比较轻微的。[8]
 
  三、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根据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冲突的类型,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也采用不同的路径:
 
  (一)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明显、激烈冲突的解决
 
  人权的价值对于全人类具有普遍意义。载入《联合国宪章》序言的“重申尊重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都表明了尊重国际基本人权的理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权利的行使也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规定,尊重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尽管文化权利的行使与文化多样性密切相关,但是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应该以尊重基本人权为基础和前提。对此,有关文化多样性国际文件作了明确规定。如《文化多样性宣言》第4条“文化多样性与人权”中规定,“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它要求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人群体和土著人民的各种权利。任何人不得以文化多样性为由,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或限制其范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也对尊重人权与促进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作了规定。[9]特别是具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序言中明确规定参照有关国际人权文件而制定本公约,并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强调“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尊重国际基本人权,只有尊重国际基本人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得到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与保护。正如国际著名人权学者稚努兹.西摩尼迪斯所指出的,“文化差异的存在不应导致对抗任何一部分的普遍性人权。它们不能作为借口,拒绝或不执行根本性原则,例如男女平等。不符合妇女和儿童的人权的传统习惯,应该得到改变”[10]
 
  因此,当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明显、激烈冲突时,解决的方法就是其他基本人权优先。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坚持其他基本人权优先需要针对两种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一是当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内容导致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明显、激烈冲突时,坚持其他基本人权优先就是要改变、废除或革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本章提及的印度北部的一些乡村流行焚烧女孩的习俗,必须要予以彻底革除。再如非洲一些地方流行的“女性割礼“风俗,严重损害了妇女、婴儿的健康权,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人权保护组织已经要求彻底革除这一风俗。二是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内容并没有导致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激烈冲突,而是由于外部原因导致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的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需要改变或废除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需要对于损害其他基本人权的行为予以惩处。如印度北森蒂内尔岛土著部落成员杀害外来偷渡者登的事件所发生的权利冲突。虽然外来偷渡者登陆该岛,损害了受印度政府法律所保护的北森蒂内尔岛土著部落的文化权利,但是土著部落成员杀害偷渡者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北森蒂内尔岛所在的地方政府对于这一杀害事件不予追究,显然是将土著部落的权利高于或优于他人的生命权。该地方政府的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正确的。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当文化权利与他人的生命权发生严重冲突时,生命权应该优先。因此,该地方政府应该追究杀害外来偷渡者的行为人的责任。
 
  (二)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不明显、不激烈冲突的解决
 
  权利冲突在特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其原因在于权利范围的模糊与不确定、权利价值和功能的差异。但是权利的冲突并不一定是明显的、激烈的。权利冲突必然导致一种权利对于另一种权利所造成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具有量的差异性。损害在特定的、比较少的范围之内,则权利的冲突不明显、不激烈;反之,超出了这一范围,则权利的冲突明显、激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也是如此。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不明显的、不激烈的,其原因在于普遍主义人权观与文化现实主义观之间的冲突和分歧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根本性的。在实践中,普遍人权也存在一个可以容纳文化权利和文化多样性的“最大的空间”[11]超出这一空间,则会造成权利的明显’激烈的冲突.正如Ayton-Shenker所言,“文化权利不是没有限制的。文化权利的行使要限制在一个临界点,超出这一临界点,则会对于其他人权造成较大的损害。”[12]这里所谈及的“最大的空间”、“临界点”其实就是权利冲突中所造成的较大损害与较少损害的分界点,说明了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存在中权利损害的量的差异性。在特定的量的范围之内,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就可能是不明显的、不激烈的。如本章提及的日本的歌舞伎表演中,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冲突不明显、激烈。因为歌舞伎禁止妇女参加表演,对于妇女平等权的损害是比较轻微的,并没有超出特定的量的范围。
 
  那么,对于文化权利与其他基本人权之间的不明显、不激烈冲突,如何解决呢?笔者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文化权利优先。因为文化权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础和主要内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依据,因而要偏重文化权利的保护。文化权利优先或偏重保护文化权利,必然对于其他基本人权在造成损害,但所造成的损害必须是处于比较少的可接受的量的范围之内。至于何谓比较少的可接受的量的范围之内?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上文提及的“最大的空间”、“临界点”也是个模糊的概念。如美国学者AlisonDundesRenteln认为,“文化权利与其他人权的冲突,尤其是妇女权利的冲突。只有在文化实践中涉及暴力或杀害,妇女权利才能优于文化权利。除非文化权利的实践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国家不应该干预文化权利。[13]AlisonDundesRenteln在这里提出了文化权利和妇女权利相冲突时,对于妇女权利是否造成比较严重损害的量的范围为不超出对妇女的“暴力或杀害“。当然,AlisonDundesRenteln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为确定权利冲突中损害的量的范围提供了一种思路。但是尽管如此,根据国际基本人权理念、主要内容以及权利冲突的基本理论,还是可以对于这一量的范围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文化权利优先或偏重保护文化权利,就要求其他基本权利的权利人忍受文化权利的行使所造成的损害。如在探讨有关新闻报道轻微失实问题时,王利明先生认为,法律应优先保护新闻权利,而公民应该忍受轻微的人格权损害。[14]
 
  文化权利优先的权利冲突解决方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批歌舞伎是否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也得到了运用。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但是歌舞伎禁止妇女参加表演,应该说是限制和侵害了妇女的平等权,不符合国际人权文件的有关规定。这就产生了文化权利与妇女平等权之间的冲突。由于妇女平等权的损害是比较轻微的,属于可以忍受的范围,歌舞伎表演中文化权利与妇女平等权之间的冲突是不明显、不激烈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就是文化权利优先,歌舞伎表演应该得到保护,而有关的妇女只能忍受这种轻微的损害。正是采用这种文化权利优先的方法,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歌舞伎列入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注释】:
[1] 参见刘作翔:《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2] 参见夏清瑕:《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3] 参见[波兰]雅努兹.西摩尼迪斯:《文化权利:一种被忽视的人权》,黄觉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4期,第103页。
[4] See 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 Culture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in Helaine Silverman and Fairchild Rugglesed., Culture Heritage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Spring Business Media,LLC,p.6.
[5] See William S. Logan, Closing Pandor’s Box: Human Rights Conundruns i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upranote ④,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ed.,p.37.
[6] 参见前注5,William S. Logan文,第44页。
[8] See Alison Dundes Renteln,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Rights, Vol. 100, 2006, American Society ofInternational Law: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p.324.
[9]《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第2条第1款规定,“只有确保人权,以及表达/信息和交流等基本自由,并确保个人可以选择文化表现形式,才能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任何人都不得援引本公约的规定侵犯《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或受到国际法保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或限制其适用范围。”
[10] 前注3,[波兰]雅努兹.西摩尼迪斯文,第104页。
[11] See Elazar Barkan, Gens and Burkas: Predicaments of 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Property, supra note4,Helaine Silverman and D.Fairchild Rugglesed.,p.188.
[12] 前注5,WilliamS.Logan文,第39页。
[13] 前注8,AlisonDundesRenteln文,第325页。
[14] 参见《隐私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与协调》http://legal.people.com.cn/GB/15828063.html
 
 
来源:《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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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冬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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