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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晔 张梦茹: “因乐而动,为乐维权”
——献第15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愿音乐之声永世流传
2015-4-25
摘要:2015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关注音乐,以“因乐而动,为乐维权”为主题,我国音乐版权领域版权交易与纠纷密集出现,音乐版权成为近期版权保护的热点。由于传播技术的变革,音乐版权制度经历了两次转型,20世纪末互联网的普及更是给音乐版权带来了巨大冲击,存在付费标准和赔偿未明确规定、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诸多法律问题,我国亟需亟需音乐版权制度转型,寻找新的出路。
  与之前笼统围绕“知识产权”和“创新”设计主题不同,2014和2015年知识产权日主题来自著作权领域的电影和音乐。这种更为具体的选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互联网给著作权制度带来的持续性冲击,以及数字时代著作权制度变革的停滞,已经引起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忧思。2015年度主题中的“get up”和“stand up”虽然直接引自一首歌名,但此处显然蕴育着期待音乐著作权规则能够重新得到认可,以及网络时代的音乐产业能够从低谷中复兴的愿望。
 
——熊琦
  
  自2001年起,每年的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设立该主题日旨在增强各界尊重知识、崇尚科学、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营造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每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都会确定一个主题,各成员国会围绕当年主题,在世界知识产权日期间举办各种宣传活动。 
 
  至今世界知识产权日已经连续举办15年,历年主题分别是:2001年“今天创造未来”,2002年“鼓励创新”,2003年“知识产权与我们息息相关”,2004年“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市场秩序”,2005年“思考、想象、创造”,2006年“知识产权——始于构思”,2007年“鼓励创造”,2008年“尊重知识产权和赞美创新”,2009年“绿色创新”,2010年“创新——将世界联系在一起”,2011年“设计未来”,2012年“天才创新家”,2013年“创造力:下一代”,2014年“电影——全球挚爱”。
 
  2015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则关注音乐,以“因乐而动,为乐维权”为主题。近来,国内音乐版权领域中,版权交易与版权纠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密集状态。各大互联网音乐平台纷纷加强了与音乐制作公司的合作,进行并购重组,大力购买版权资源。同时,以QQ音乐、网易云音乐、搜狗音乐为代表的音乐版权三国杀也将版权竞争推向了白热化,4月20日腾讯诉网易云音乐侵犯网络著作权案一审在武汉中院知识产权庭开庭,音乐版权无疑是近期版权保护的热点。
 
  一、音乐版权制度转型的历史路径分析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技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音乐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最初的口头传播,印刷技术催生的乐谱传播,以及唱片、广播、互联网等方式进行的电子传播。
 
  (一)第一次转型:19世纪末录音与广播技术的出现
 
  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产生之初,音乐产业隶属于出版产业,皆为通过纸质载体的复制和发行获取收益。出版商推动版权立法,主要保护出版商的利益,音乐创作者只能通过将权利许可或转让给出版者,从而获得利益。传播技术的限制催生了音乐作品创作者和消费者通过出版商传播作品。
 
  19世纪末,录音与广播技术的出现直接促使音乐版权制度经历第一次转型。录音技术引发音乐著作权制度变革,缘起于1895年后自动钢琴的普及。与录音技术的影响相似,广播技术同样扩展了音乐作品的利用方式和范围。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成为新的音乐产业的主体,规制录音制品制作的“机械复制”被纳入了复制权范畴,音乐的利用也不再局限于乐谱和唱片等各种音乐载体的买卖,而是扩大到以许可广播组织等各类利用音乐作品的商业机构为收益来源。音乐版权法律关系也由“创作者—出版者—使用者”转型为“音乐作品版权人—录音制品制作者—商业使用者(传播者)—消费者”多方法律关系。[1]
 
  (二)第二次转型:20世纪末互联网的普及
 
  20世纪末互联网的普及使得音乐产业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在网络时代到来前,最终用户只能以占有和使用载体的方式利用音乐。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音乐作品的使用方式和背景发生变化,对于传统音乐产业模式也产生巨大冲击,原有的音乐产业生产链在进入运营阶段之后已经几乎被完全颠覆,在线交互式传播已成为使用者获取音乐的主要渠道,网络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音乐作品。互联网成为了人们欣赏音乐、消费音乐的主要途径,但由此带来的在线音乐付费问题、各大互联网音乐平台版权侵权现象严重也成了产业发展的新问题。
 
  二、网络环境下数字音乐版权存在的问题
 
  根据IFPI2014数字音乐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音乐产业的数字收入增长了4.3%,达59亿美元。目前,数字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的39%;在全球排名前10的市场中,有3个市场的数字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主要份额。然而我国音乐用户数量众多,市场潜力巨大,但受长期受到盗版牵制,导致我国音乐市场在世界上的排名仅为第21名,2013年的收入约为8260万美元。[2]另据《201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2013年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规模达到440.7亿元人民币。其中无线音乐市场规模达397.1亿元,在线音乐市场规模达43.6亿元。2013年数字音乐用户数量达到4.53亿人以上,规模以上提供音乐产品或音乐服务内容的企业数量达到695家。[3]数字音乐的传播、消费、体验模式日新月异,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同时,我们不得不正视网络环境下,数字音乐付费问题。根据CNIT-Research 《2014年Q2中国手机音乐APP市场报告》:2014年第二季度手机音乐App用户中,免费用户占96.5%,付费用户仅占3.5%。[4]2014年上半年中国流媒体音乐收入为5.12亿元,若付费水平达到美国目前的标准,估算将达到415.16亿元,是实际的八十多倍。[5]目前,网络环境下的音乐版权存在诸多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
 
  第一,我国音乐版权法律体系不完善,网络环境下的音乐授权模式、付费标准和赔偿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传统的音乐作品,必须取得权利人授权才能进行表演、出版或传播,有着相对固定的授权模式,然而在网络环境中的数字音乐,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特别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广泛使用,但是却没有明确的授权模式。同时,亦缺乏相应的收费制度,使得权利义务双方在实践中很难完成权利交接,难免会出现不付费现象。
 
  第二,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音乐在网络上的传播快速而广泛,侵权成本非常之低,然而诉讼维权所耗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却很高。在中国,音乐行业本身便处于弱势,词曲作者更是弱势群体,音乐数量巨大,词曲作者也是分布广泛,若仅仅依靠个人力量或者音著协寻找侵权方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因此,无论是在实体唱片为主的时代,还是当今以网络音乐为主的数字时代,音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必须依赖于规范的版权市场体系的建立,让音乐创作者,音乐制作公司,版权所有人能够从创作中分享应有的利益,也使得消费者获得音乐的享受。目前,世界各国也在努力改革音乐版权制度,使之适应网络环境中音乐产业的变革。
 
  三、国内外典型音乐版权管理组织梳理
 
  音乐产业自产生之日起,即成为著作权法中制度设计最为繁杂的领域,其中不但权利主体众多,权利类型多元,而且权利客体的利用频率和范围远超其他作品类型。所以音乐产业的运作须比其他版权产业经历更为复杂的权利流转,由此也对主导产业运作的著作权许可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6]历史上法定许可和集中许可等诸多许可模式亦首先诞生于音乐著作权领域,其中世界各国多设立集体管理组织,以解决权利分散性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现对国内外典型音乐版权管理组织进行梳理,以期为广大学者提供一隅之见以供参考。
 
  (一)美国
 
  1、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
 
  “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7](ASCAP)是美国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其产生之初就帮助权利人获得大量利益。ASCAP的会员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音乐领域,包括流行音乐、摇滚音乐、乡村音乐、歌剧、电视音乐、爵士乐等,可以说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地使用ASCAP会员的作品,均需支付报酬。ASCAP许可证的发放和收费计算方式非常复杂,有“地毯式”的,也有根据播放次数计算的,拥有一套复杂且详细的收费计算方式和标准。
 
  2、美国唱片协会
 
  “美国唱片协会”(RIAA)[8]是一个代表美国唱片业的贸易团体,其成员由多家制作与发行约90%美国音乐唱片的私有公司实体如唱片公司与分销商组成。其目标是为维护艺人于全球的著作权与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对音乐产业进行调查研究以及监察与检查相关的法律、条例与政策。同时,RIAA亦参与征收、管理及分配音乐授权与版税,并负责为美国的金与白金专辑及单曲唱片进行认证。
 
  (二)德国
 
  德国自1903年《文学及音乐著作权法》赋予音乐著作人享有公开演出权后,作曲家Richard Strauβ即结合其它作曲家成立德国第一个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德国作曲家协会”(GDT)。其后有段时间有数个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并存,直至1933年7月4日《音乐演出权仲介法》(Gesetz ueber die Vermittlung von Musikauffuehrungsrechten)正式将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纳入法律管理后,数个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合并为STAGMA,于1938年,STAGMA并入音乐著作机械重制权集体管理组织AMMRE,至1947年,该组织始更名为今日之“音乐表演及机械复制权协会”(GEMA,Gesellschaft für Musikalische Aufführung und Mechanische Vervielfältigungsrechte)。迄今GEMA仍为德国最主要之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主要负责管理音乐著作公开演出权、播放权、以音像制品的形式通过广播或电视对音乐进行公开重现的权利、机械复制权及发行权等[9],除德国外,GEMA并在欧盟及国际间具有相当重要之影响力。
 
  (三)日本
 
  日本政府于1939年成立“社团法人大日本音乐著作权协会”,并于1940年正式运作,该组织于日后改称为“日本音乐著作协会”(Japanese Society for the Rights of Authors ,Composers and Publishers, JASRAC),并沿用迄今。该协会最初的目的主要在于处理外国音乐著作的管理事宜,而非着重于本国权利人的保障;至于对外国音乐著作权人及本国音乐著作权人的权利,该协会亦采不同的管理模式:对于国外之音乐作品,JASRAC系透过代理国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方式进行管理,而对于国内音乐著作权人则是采信托的方式,由著作权人将其著作财产权以信托让与的方式交由JASRAC管理[10]。日本政府于2000年11月29日公布《著作权等管理事业法》,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改采较为宽松之登记制,使得其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了发展的空间,JASRAC不再就音乐著作领域享有独占之特殊地位。目前日本音樂著作權及鄰接權集體管理組織除了JASRAC外,另有株式会社イーライセンス(eLicense)、株式会社株株株ン・ライツ・ツツツランス(Japan Right Clearance)、ダイキサウンド株式会社(ds-copyright)、株式会社韓日著作協会等[11],但以规模而言,JASRAC仍为日本最大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四)中国
 
  中国MORP数字音乐在线注册系统[12],该系统可对音乐的词、曲、编曲、翻唱等音乐作品进行在线的版权注册。作品注册成功后,MORP系统将自动生成国际标准的ISWC临时码,该代码是全球性音乐著作权代码。通过版权注册号码,各个国家的音乐著作权协会将提供相应的版权代理保护,该作品在这些国家内被使用,当地音乐著作权协会将代理收取著作权费,并通过中国音著协将费用转给著作权人。
  同时,在注册作品出现版权纠纷的时候,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专职法律团队可提供作品的注册信息,注册时间精确到秒,为版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的保护版权人合法权益。在保护的同时,协会还将聘请资深音乐人对作品进行筛选,在经过著作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好的作品通过协会的在线交易平台发布,提供给协会战略联盟的唱片公司、演艺经济公司、各大音乐网站进行购买推广。之后,协会会将购买费用转给著作权人。
 
  四、音乐版权研究重要学术成果
 
  (一)著作
 
  1、为了音乐有价值——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二十年维权案例汇编1992-2012
  作者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法律部 编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2
 
  2、Music copyright law
  作者:David J. Moser ,Cheryl L. Slay
  出版社:Course Technology, Cengage Learning
  出版日期:2011-12
 
  3、Economic Analysis of Music Copyright
  作者:Pitt, Ivan L.
  出版社:Springer Verlag
  出版日期:2010-7
 
  4、Kohn on Music Licensing
  作者:Al Kohn,Bob Kohn
  出版社: ASPEN
  出版时间:2009-12
 
  (二)论文(以核心期刊论文为准)
 
  1.熊 琦:数字音乐付费制度的未来模式探索 《知识产权》2013年第7期
  2.熊 琦:音乐著作权许可的制度失灵与法律再造 《当代法学》2012年第5期
  3.熊 琦: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生成与继受 《法学》2013年第12期
  4.熊 琦: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转型经验的梳解与借鉴 《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
  5.熊 琦: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的转型路径选择 《法学家》2014年第1期
  6.熊 琦:数字音乐付费,真的可能吗? 《电子知识产权》2013年07期
  7.陈燕红:网络语境下我国音乐作品著作权保护研究——以利益平衡为论证展开范式 《河北法学》2015年01期
  8.阳东辉:我国音乐版权证券化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美国经验的启示 《法商研究》2014年01期
  9.孟兆平;周辉;盛星宇;杜一凡:网络音乐版权价值实现的路径分析:电商模式构建 《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Z1期
 
  五、音乐版权重大案例分析
 
  (一)背景音乐侵权案
 
  2008年,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发现北京美廉美连锁商业公司大量播放其管理的音乐作品《烛光里的妈妈》,随以美廉美超市播放其管理的背景音乐未经许可而侵犯音乐著作权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美廉美超市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支付诉讼费用6500元。2009年1月,海淀区法院做出判决,美廉美超市为播放背景音乐行为向音著协赔偿经济损失500元,支付诉讼费1200元。[13]这是首例背景音乐侵权案。法律上所说的背景音乐则是指在营业性场所为经营需要而播放的音乐作品,狭义上的背景音乐。著作权法中的表演权分为现场表演权和机械表演权,机械表演权则是指借助于录音机、电脑等技术设备,把记录下来的表演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播放背景音乐即是机械表演的典型代表。在实践中,背景音乐收费制度的推行难,还体现在背景音乐的播放者很难与音乐著作权人取得直接联系,同时,音乐著作权人也不可能一一向每位播放者收取费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制度不失为解决这种两难的局面的可取形式。
 
  (二)唱片公司诉搜索引擎案
 
  上海步升音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起诉百度MP3搜索侵权案中,百度通过提供搜索引擎让广大的网络用户获取歌曲MP3文件的技术流程为:1.搜索并获取“歌曲列表”的网页;2.下载并获取歌曲MP3文件。法院一审判决书明确指出,搜索而得到链接的行为只涉及歌曲的名称和歌手的姓名,并不涉及歌曲的内容,而且有关的网页内容为目录分类,故不应视为侵权。步骤2中用户可以直接下载“歌曲列表”网页上的歌曲,而且在下载过程中,网页上自动弹出下载框,注明相关的MP3文件“来自mp3.baidu.com”,同时此网页右侧刊载有雀巢咖啡、摩托罗拉手机等商品的广告。本案中百度通过搜索引擎提供歌曲MP3文件的下载服务,其行为属于提供网络内容,应当承当“网络内容提供者”的法律责任,侵犯了录音制作者在互联网上传播其录音制品的权利。[14]判断类似本案被告所提供的服务是否侵权,首先必须对搜索引擎网络经营者进行定位,即判断其是网络服务提供者还是网络内容提供者,然后,由此决定其所承担的责任。步升诉百度录音制作者权侵权纠纷一案,除了反映出通过搜索引擎获取MP3歌曲如何进行侵权认定的技术性问题,更深层次地突出反映了科技的发展给知识产权法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需求。[15]类似的唱片公司诉搜索引擎案件还有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三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泛亚诉百度案等。
 
  (三)Napster案与Grokster案
 
  Napster是位于美国硅谷的一家网络公司,该公司开发的Music Share软件,利用Peer-to-Peer技术(简称P2P)为用户提供MP3格式文件交换服务。1999年12月6日,被A&M唱片公司等18家唱片公司以辅助性侵权、代理性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Napster是否明知有侵犯(原告)版权的行为;(2)Napster是否为其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了物质帮助。法庭在该案的判决结论中认为:(1)Napster知道在其系统上存在着侵犯原告版权的文件,但Napster没有阻止提供侵权材料者登陆其系统,反而提供“网站和技术”等服务支持,方便其用户搜索和下载文件,Napster的行为已构成辅助性侵权。因为,根据美国的侵权法理论和判例,“任何一方在明知有侵权行为的前提下,引诱、促成或者是对他方的侵权行为提供物质帮助,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协助侵权者”。(2)Napster没有对其系统中的文件列表进行监控,并且不断从其系统上可以获得的侵权文件中获利,从而认定Napster应该承担代理侵权责任。[16]
 
  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是美国两家为用户提供软件下载服务的网络公司。其中Grokster公司自行开发名为Grokster的软件,用户可以下载Grokster软件并以该软件为下载工具下载Share Man公司开发的采用了p2p技术Kazaa软件,以实现文件互换、资源共享。Grokster公司的用户安装运行Grokster软件和Kazaa软件后即可相互间搜索各自计算机中存储的音乐文件,进而上传和下载音乐文件,但在这一过程中Grokster公司并未提供音乐文件的原件或复制件。Streamcast公司也自主开发采用了p2p技术名为Morpheus的软件,用户只要下载、安装了该软件后即可实现文件的互换共享。在这一过程中Streamcast公司同样未直接提供音乐文件的原件或复制件的上传或下载服务。2001年10月M-G-M公司等作为原告以侵犯音乐作品版权为由与Streamcast公司和Grokster公司对薄公堂。2003年4月25加州中区联邦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认为虽然有部分计算机用户利用原告提供的软件侵犯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但被告并不能确知用户在实施侵权行为,被告提供的软件也并非主要用于侵权,因此,其行为更符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法院认定,被告Streamcast和Grokster并未为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或便利,因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辅助性侵权。[17]
 
  (四)美国史上最高音乐版权侵权赔偿案
 
  2013年,一首神曲《Blurred Lines》红遍了全球,其作者、国际著名音乐人罗宾·西克(RobinThicke,以下简称“小罗”)和法瑞尔·威廉姆斯(Pharrell Williams,以下简称“小法”)着实从中大捞了一笔。但是,有利益的地方总有纷争。这把席卷全球的火终于燃烧到了已故灵魂歌手(马文·盖伊,MarvinGaye,以下简称“小马”)家人的小神经,指责《Blurred Lines》是抄袭小马的《Got to Give It Up》。陪审团认定《Blurred Lines》属抄袭,判小罗和小法支付740万美金(约4633.88万人民币)的赔款,刷新了美国音乐版权侵权史上的最高赔偿金额。其中,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两者的“听感”相似;2、旋律雷同。[18]
 
  六、我国音乐版权制度未来发展模式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对音乐版权制度产生了重大的挑战,学者对音乐版权制度未来发展模式争议不断,研究探讨程度日趋深入,在众多学者之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熊琦副教授在音乐版权领域研究成果十分突出,见解独到,故本版块以熊琦副教授的文章为基础,进行分析综述。[19]
 
  面对网络技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持续冲击,前网络时代的制度体系已无法兼容互联网商业模式,我国亟需音乐版权制度转型,但是同时也面临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与立法经验的困境。我国实现音乐著作权制度转型的前提是突破研究视角的局限,即一方面梳理音乐著作权体系的生成,构建制度价值与产业形态的历史关联,另一方面实现制度在继受中的创新,在全球音乐著作权立法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寻找出路。
 
  第一,产业主体的利益协调。由于我国音乐产业生成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缺乏商业模式培育时间,不能依据传播技术的发展由音乐产业主体主导制度转型。因此,一方面应优先保证音乐著作权人商业模式的实现,另一方面需排除因著作权人因既得利益阻碍互联网产业的进入。对于我国而言,现有音乐产业主体的实力先天弱于互联网产业,因此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构建则应更多着重于传统音乐产业利益的保护。
 
  第二,权利内容的法律安排。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权的划分方式中,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同时涉及音乐传播,但在网络环境下两者界限却不再明显,因此可以考虑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为公开传播权,使其规制各种技术条件下的公开传播行为。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互联网、广播电视网和通讯网的产业主体出现趋同化,数字音乐有线传播和无线传播可以在技术支持下进行自由转化。针对如今以“流媒体”为增长点的数字音乐产业,将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合并,既不会影响既有音乐产业的独立与发展,也可避免产业主体在合作时出现传播范畴的界定问题。
 
  第三,权利许可的合理设计。在权利内容难做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音乐著作权制度转型就需要借助权利许可机制来完成。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转型的应然趋势,应该是能够实现音乐产业内部各主体共赢的制度构造。首先,从音乐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关系出发,虽然应优先支持音乐内容提供者,但仍需防止其因维持既得利益而将使用者局限于传统商业模式的做法。以法定许可解决权利排他性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以集体管理解决权利分散性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通过集中许可的方式来促进作品的利用。其次,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的法律关系出发,音乐著作权许可制度设计应满足网络最终用户对数字音乐利用方式的改变,使许可模式与互联网产业的商业模式相契合,让网络传播效率优势得以最大发挥。即需要将音乐著作权人选择的许可模式局限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而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行设定针对最终用户的许可模式,音乐著作权人不再干涉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最终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
 
  由于传统音乐产业形态和主体仍在运作,所以合乎互联网时代需求的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基于既有制度体系的改进和调整。因此,在无成熟规则可供继受的情况下,我国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独立创新的关键,在于通过梳理制度生成过程中产业主体博弈与权利体系变革之间的关联,找到网络时代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失灵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决定哪些立法可以继受他国经验,而哪些问题需要改变传统路径,最终根据我国音乐产业的特点和阶段,由规则继受转为制度创新,为我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
 
[1]熊琦,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生成与继受[J].法学.2013(12)
[2]IFPI2014数字音乐报告
[3]《2014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http://www.bestaudio.cn/html/view_n_118.html
[4]CNIT-Research 《2014年Q2中国手机音乐APP市场报告》
[5]腾讯研究院《音乐产业发展报告》
[6]熊琦,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的转型路径选择[J]法学家.2014(1)
[7]http://www.0430.com/us/web11085/,最后访问日期2015.4.12
[8]http://www.riaa.com/aboutus.php?content_selector=about-who-we-are-riaa,最后访问日期2015.4.15
[9]﹝德﹞Manfred Rehbinder 著,张恩民译《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1月,p557-558。
[10]半田正夫《著作权法概说》,一粒社出版,平成三年二月,p304-305
[11]日本文化厅网站 http://www.bunka.go.jp,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4月12日
[12]http://morp.mcsc.com.cn/www_new/s9.php
[13]http://www.110.com/panli/panli_2292989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4.12
[14]民事判决书(2005)海民初字第14665号
[15]刘芝秀,通过搜索引擎获取歌曲MP3文件的侵权认定(以“步升诉百度案”初审结果为例)[J].法律适用.2006(05)
[16]Napster案与Grokster案,参见赵莉、郭宝明、王利、高娅,从Napster案、Grokster案看网络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J].电子知识产权.2003(7)
[17]Napster案与Grokster案,参见赵莉、郭宝明、王利、高娅,从Napster案、Grokster案看网络音乐作品的版权保护[J].电子知识产权.2003(7)
[18]http://zhihedongfang.com/article-8384/
[19]参见熊琦,音乐著作权许可的制度失灵与法律再造[J]当代法学.2012(5);熊琦,音乐著作权制度体系的生成与继受[J]法学.2013(12);熊琦,美国音乐版权制度转型经验的梳解与借鉴[J]环球法律评论.2014(3);熊琦,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的转型路径选择[J]法学家.2014(1)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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