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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思教授专题讲座:《经济全球化知识产权》
2005年11月2日

    9月26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教在首义校区学术报告厅为广大师生献上一场题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产权》的专题讲座。

     以下为部分录音资料(全文请参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年刊):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与知识产权”,大家就把它作为一个主线来听。我觉得最近美国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判决,值得大家注意。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27日,9个法官一边倒地作出了一个判决。该案涉及Grokster 和 StreamCast这两个搜索引擎的提供者,是不是要负协助侵权的责任,是不是共同侵权人?2001年Napster案子出来以后,相关的官司也曾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没有管它。后来Grokster 和 StreamCast一审、二审的时候法院都认为它们不侵权,不是协助侵权人,构不成协助侵权的条件。如果这样的话,美国的音像唱片公司怎么办?因为有的搜索引擎是专门向人家提供盗版便利的,全世界范围都共享了,那些音像制品企业怎么支撑下去?它们只好去告最终消费者,而且告最终消费者有告赢的。按照美国法也确实能够告赢。按照中国法也未必不能告赢。咱们2001年修订以后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就是把最终消费者当成侵权人了。对于这样的规定,学术界有争论,从实际操作上看我认为至少在中国不可操作。但在美国,人家就是这么操作的。美国把音像制品企业学生一告,结果告赢了。它就把这一套往外推广,推广到澳大利亚,那儿也有几起告学生的,结果也告赢了。这样一来,在国际范围就引起了“反对版权保护”的声浪。
    盗版盛行,是因为它便宜。学生也好、其他人也好,都可能去买。你不能指责最终消费者。你只能不让盗版制品在市场上出现,这是国家该管的,执法机关该管的。最终消费者不应受到谴责,对他们只是个教育引导的问题。今年年初,国家版权局搞了一次活动,举行了一个打击盗版的演唱会。当时有演员问,“如果有一个正版的光盘100块钱,有一个盗版的10块钱,你买哪个?”其实这是个不该问的问题,因为价格相差的太远了。问题就是,那个10块钱的盗版,市场主管部门为什么要让他出来?市场主管部门放纵不管,那个制造100元正版的企业非垮了不可。便宜了,人家当然要买。而且,有的盗版软件还特别的兼容,什么样的电脑他都能进得去,正版的有的还进不去。所以你不能这么问大家。
Lawrence Lessig认为知识产权应该“变”而不应该“保护”。保护也不应该保护Copyright而应该保护Copyleft,应该走不同的方向。当然Lawrence Lessig有他对的地方。比方说,他号召大家都为公益事业捐献。他把自己的作品都上载到公益网上,全部免费。他不赚任何人的钱。不像中国的侵权人,号召作者及公众都捐献,他们自己则靠侵权大肆牟利。就像我们社科院7个人告那个“书生”公司。他赚了600多个大专院校和公益性图书馆的钱,然后作者那一块,他既不付报酬、也不征得许可。Lessig却是身体力行的,不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Lessig这一点我非常赞同。但是我不同意他的结论。我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有缺点,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讲。但这并不等于要用Copyleft来代替Copyright,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美国学术界却有人将这作为整个知识产权的潮流:知识产权要不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高法院判下来了。提供搜索引擎的公司的提供行为构成了“协助侵权”,这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要不然,大公司没办法还得告学生,告学生的结果就是: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在美国就先灭亡了。在美国民诉法不象咱们过去的民诉法那样,要告共同侵权人,就得把主被告给拿上来,然后再把协助侵权人或者是共同侵权人给搭上。美国没有这么一说。原告可以不告那个主被告,而是去告协助侵权人,这一点是非常对的。所以,最初的Napster作为被告时,也是被作为协助侵权人或共同侵权人的。因为他那个主被告有上千万最终消费者,没法告。最高法院给了这些个大公司一条出路:状告协助侵权人而不是主被告。接着,在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会转过来。这样,知识产权在这些国家才有救。否则,在美国就先不要Copyright而要Copyleft了,那么其他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结果。20年以前,美国知道中国要单立一个《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或者叫《计算机程序保护法》,和版权法是分开的。所以美国人就专门出了钱,把中国的学者、官员、教授请到美国去,向我们宣传为什么不能搞单行法。当时我记得作出刚才案件判决的金斯博格还没有到最高法院,就是她来跟我们讲的。她讲了不能立单行法的好几条理由。我记得当时我反驳她说:“程序主要是一个工具,不是文字作品,你怎么也放到版权这里边去了?”她反驳的也很快,她的思想很敏捷,她说:“字典也是工具呀,要不怎么叫工具书呢,你怎么放到著作权法里保护了?”我说:“这不太一样,字典是启动人的脑子的,你们的程序是启动电脑的。”她说:“用久了你就会发现电脑和人脑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电脑是人造出来的。”美国那么尽力要说服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在国际上有一个潮流,认为用著作权法或者是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完全不合拍,完全不是一回事,将来有可能象“特洛伊木马”一样把工业产权领域的东西拉入到著作权领域。所以德国的迪茨讲:这完全是一个特洛伊木马,它进来之后就没有著作权和传统的文化产业的地位,以后工业产权就统统进来了。现在实际上也是如此。应该说,当时除美国之外的各国几乎都反对用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在日本是由通产省牵头来制定《软件保护法》,没有给文部省,没有打算直接放到著作权法中去。韩国也颁布了《软件保护条例》。澳大利亚也打算和美国唱对台戏。德国已经准备自己起草。美国国会为此掀起了不许把软件放到除了著作权法之外的任何法中去保护的运动。原因是什么?当时美国正准备参加《伯尔尼公约》,他认为参加了《伯尔尼公约》以后,如果在著作权法里保护了软件,就有国际条约对软件进行国际保护,美国的最强项也就顺理成章的在国际上得到了保护,美国就不需要费多大的劲去另起炉灶而再搞一个国际条约。他的根据是这样的,但他从来不这样讲。就像金斯博格给我们讲的,计算机软件也是文字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和其他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就在全世界掀起了这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搞了两年,最后其他国家都屈服于美国了。我记得澳大利亚当时屈服的最惨。澳大利亚有一家公司侵害了苹果公司的知识产权,美国说侵害了版权,诉到澳大利亚法院。澳大利亚法院判决不侵权,因为澳大利亚版权法不保护软件。于是美国就通过了一个决定,就好像是通牒一样。美国认为澳大利亚的版权法不保护软件,希望澳大利亚马上立法保护软件。当时澳大利亚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声,说我们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等等。美国讲了,以后我不要你的羊毛了、不要你的麦子了、不要你的矿砂了,你爱和谁做生意和谁做生意,你可以和汤加做生意,在地图上拿放大镜才能看得见那地方。结果只用了三个月,澳大利亚就通过了版权法修正法。澳大利亚是退得最快的一个,当然后来德国、日本、韩国统统都退了。中国一直顶到1989年,直到美国的贸易代表来了。咱们后来没办法,也退了。为什么讲起这个问题了?因为我最近在《法律适用》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讲版权法保护软件是怎么怎么不合适,怎么怎么就保护起来了?这就闹不明白。这就是历史,有很多闹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上就是这么过来的。全球化的整个推动,我觉得和美国有很大的关系。(待续)

                                                 文字整理:牛强 司晓

                                         责任编辑:司晓 刘辉

                                      图片制作:周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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