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提醒您:很抱歉,由于您提交的内容中或访问的内容中含有系统不允许的关键词或者您的IP受到了访问限制,本次操作无效,系统已记录您的IP及您提交的所有数据。请注意,不要提交任何违反国家规定的内容!本次拦截的相关信息为:苹果日报
造性地创造了一个权利,如“制作权”、“传播权”、“网络放映权”。所以现在我对我们客户的建议是很清晰的:一是用法律规定的权利;二是直接约定作品使用方式,因为著作权的权利体系是控制行为的,那我们不如把行为描述清楚,这样免得引起争议。这是在影视作品使用过程中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

 

  曲三强:非常感谢这个分论坛给我发言的机会,另外也对主持人表示感谢。我今天发言的主题主要是关于影视作品的法律关系。在此之前,我想就前几位发言人的内容说一些我自己的感触。影视作品应该是在所有著作权领域当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它集合了著作权制度很多的内容,包括基本理论的一些交叉和法律关系的一些杂陈,全都集中在影视作品著作权问题上。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研究著作权的人把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关系研究清楚了,那么著作权当中的一些问题应该说也都得到解决了。另外就是影视作品当中还涉及到大量的著作权和邻接权。他们之间的权利交叉,这个问题刚才张今教授她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现代的版权制度已经开始从以著作权为中心向以传播权为中心转移。这样的一个变化发展过程大家也都有目共睹。我想大家也都确立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变化过程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就主观的价值评判来说,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过程?有时候我们好像老是觉得人心不古,面对法律功利主义取代理性主义,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好像是和我们的人性和我们最初创立著作权制度的初衷有一点背道而驰,甚至是渐行渐远。面对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我们究竟应该把持怎么样的立场?到底是把这种过程看成是著作权的一种进化,还是著作权制度的一种异化。这里面涉及到价值评判的一个问题。有时候法律制度的产生和一定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社会物质生活方式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当初卢梭提出这个理论来,当初人类社会的设立是因为公民有这个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我们需要选出社会的一个守夜人来帮助我们管理社会,提高社会的运行效率,减少社会运行的成本。但是如果说这个守夜人反过来变成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专制者,那跟我们当初建立政府时的那个想法就完全背道而驰了。这个过程就不能说是一种进化,而是一种异化。同样的一种过程,在著作权制度中,著作权制度最初设立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保护创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而现在这个制度离这个初衷应该说是渐行渐远的,甚至是走到了它的反面。从这个保护著作权为中心到保护传播者为中心,这个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事务的发展变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层次的理论依据的带有质变的变化过程,面对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我们到底应该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还是凭借我们的价值力量或者是制度力量来把握它的方向,避免负面的东西?这可能是我们研究著作权的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把影视作品的法律关系梳理出四个法律关系来:第一个是影视作品作者与著作权人的关系;第二个是影视作品和基础作品的关系;第三个是整体影视作品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之间的法律关系;第四个就是影视作品与后续演绎作品的法律关系。

  首先第一个关系就是影视作品作者与著作权人的法律关系。就这个法律关系来说,第一点就是影视作品作者与影视作品著作权人分属不同的法律概念。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不同,影视作品的作者与著作权人表现为特殊的法律关系。在通常情况下,著作权法推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著作权属于作者,而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而在影视作品的场合,著作权法推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显而易见,著作权法是将影视作品作为一类特殊的文学艺术作品看待的,并将其著作权的归属列入到“法律另有规定者”的范畴。一般说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的外延比“影视作品作者”的外延要大。根据著作权法的要求,凡是符合“影视作品作者”资格条件的人,都可以成为影视作品作者,如制片人或总导演、导演、摄影导演、美术导演、录音导演、剪接师等。而著作权法对“影视作品作者”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必须是对影视作品的创作具有创造性贡献的自然人。如果只是在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人员,则不能被视为作者;不仅如此,在影视摄制之外独立形成的作品的创作者也不能被视为影视作品的作者。第二点就是影视作品作者是实际参与创作活动的自然人。这个问题我就不展开了,如果一部影视作品的策划、摄影、剪辑、录音均是由一人完成的,那么该人就是该部影视的创作者。制片人在确定影视作品的题材,选定编剧、导演、演员和剪辑等人员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其为影视作品的创作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导演被喻为“用摄影机写作的人”,对于影视作品的创作而言,导演的作用不可或缺。在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导演居于核心地位,除了要做许多事务性的工作以外外,还须承担艺术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第三个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由法律推定而来。2001年《著作权法》第15条第1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影视作品不同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许多特点,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一种立法选择,理由也比较充分,主要有三点:第一,避免了确定影视作者身份的麻烦;其次,有利于影视作品的传播和市场化利用;第三,当侵权发生时,可以防止出现多重索赔和无休止的诉讼。事实上,为了克服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上的困难,即使是固执地坚持著作权二元论的欧陆国家,如法国,也都在其立法中普遍规定了“推定转让”制度。推定转让制度就是要求作者将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或必要使用权让渡给制片人。需要指出的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影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是否意味着制片者拥有了包括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在内的全部著作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对影视作品的创作人而言,至少他们还保留着署名权。在影视作品条件下,著作权人除了拥有全部经济权利以外,还拥有包括发表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在内的精神权利,应该说著作权法对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还是非常明确的。当影视作品是由一人独立完成时,当然这种情况不多见,其著作权归属于完成该作品的创作者。如果影视作品是由数人合作完成的,则其著作权由各创作者共同享有。如果各创作者就具体著作权之应有部分约定不明时,则推定为共同拥有。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影视作品通常都是由制片公司召集人员进行拍摄的,因此,其著作权也就相应的归制片公司所有。然而,如果一部影视作品是由第三人出资而委托制片公司摄制的,而且创作者和投资者之间并未就著作权的归属作出明确约定,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创作者仍是由制片公司召集从事影视创作的人员,但是,由于是由第三人出资,因此,著作权应归属该第三人所有。对于创作者权利的制度分配,一般会根据作品性质和种类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影视作品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影视作品并非如小说作者那样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具备相当的条件才能完成。总而言之,在如何对待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的问题上,现行法律制度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在没有对影视作品著作权作出保留约定的情况下,推定由影视制片人享受制度上谋取利益的权利;二是以影视作品著作权归属电影制片人为前提,通过契约的形式解决影视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和使用。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将影视作品的经济权利统一划归给制片人所有,这样的原则符合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而且,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影视创作者还完全可以借助合同方式来谋求自己经济利益的保障。这个法律关系我就把第一个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更精彩的部分是后面两个关系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孙国瑞:看上去好像时间很充足,但现在发现还是有点紧张,我就不做总结了,先让下一位发言人发言,下一位发言人是胡开忠教授,大家欢迎。

 

  胡开忠:尊敬的各位学者,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虽然我谈的题目是广播组织权完善的问题,但是今天与会的有广电总局的领导,再谈这个好像有点不妥。今天我的想法可能有点粗浅,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为什么要谈广播组织权的保护问题,因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上,大家以前考虑广播影视问题,主要是研究广播影视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比如电影作品电视作品做下来之后如何通过著作权法来保护的问题,但是真正的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保护问题,在国际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人讨论的很少,在很多问题上大家的争议非常大。所以,尽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里明确提到把广播组织的利益保护问题作为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在国际上从1997年开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一直在考虑怎么完善网络环境下网络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草案。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知识产权公约一直制定不出来,主要是这个问题国际上争议非常大。所以这个问题相当于我们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谁能把它研究出来,他的地位就相当于我们的陈景润数学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的论文写的抽象一些,今天讲的时候会尽力具体一点。

  第一个部分我想谈一下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的意义。对这个问题,我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方面,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在纲要里就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广播影视行业的发展问题就作为纲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意保护好广播组织权就可以促进行业发展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实施。第二个方面,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有利于提升广播影视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广播影视业是我国最具规模最有潜力的文化产业,在全球遇到的金融危机中,很多行业都倒下了,广播影视业不但增长速度没有减少,而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但是我们的广播影视业的发展跟国外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比如在国外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看到CNNC和BBC这样的国际广播电台,而我国包括中央电视台的一些电视节目在国外放的还是很少,广告收入和媒介影响与国外这些巨头相比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只能通过权利的保护来激励广播影视业的发展,才能够促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个方面,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是适应国际规则的要求。具体的网络环境下广播节目盗版更加猖獗,国际组织在制定公约来保护广播组织权。这个问题提出以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讨论。如果将来这个公约通过了,很多外国的传媒企业要求我们国家以国际公约的标准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就可能对我们国家提出非常迫切的要求,相对于中国政府的立场应该怎么去修订,广播影视企业应当如何适应环境的发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企业的一些尖端问题和深层问题,所以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第二个部分,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原则。这个原则问题实际上是指我们在完善广播组织权制度的时候应当遵循哪些思路。这样的一些思路也是我国政府代表在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把这些思路明确了,才能解决好广播组织权的完善问题。广播组织权的完善问题既涉及到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利益,也涉及到我国13亿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在完善这个制度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保护广播组织正当利益的原则。以前我们在知识产权法实施修订过程中,我们主要关注于著作权法的修订问题,关注于著作权人的保护问题,对于广播组织权利益的保护问题,大家考虑的不是太多。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往往都是通过影视作品的著作权的保护问题来解决的,真正利用著作权法的广播组织利益保护和邻接权条款的规定很少,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实际上广播组织和作者是一样的,特别是他们在作品的传播过程中是付出了劳动的。比如北京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和世界杯转播期间花了十几亿来购买转播权,如果对广播电台这样的一些利益不进行保护的话,以后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了。所以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就是对它的劳动和投资的尊重,也可以激励广播组织来传播更好的节目,同时也可以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第二个方面,在保护广播组织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到社会公众信息获取的权利。广播电视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媒体。在西北这个偏远地区,可能看书看报的很少,但都是通过收看或者收听广播电台电视台来了解文化知识的。所以广播电视是公众了解文化知识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体。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他的主张,而且有权利从社会上获取一定的信息来发展科技和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我们应当给予保护。第三个方面,要兼顾广播组织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原则。广播组织它就是一个信息的传播者,如果对信息传播者的权利保护太强的话,可能会影响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利益,但如果不保护传播者的利益,公众就更得不到信息了。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两个利益的时候,要把制度设计好,平衡这两个利益。那么怎么来平衡呢?一方面通过广播组织权来保护广播组织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合理使用使公众获得合理的信息。第四个方面,要尊重我国国情和保护我国利益的原则。大家在讨论广播组织权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国情。因为外国的很多电台,它都是商业性的,所以在收费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中国很多电台,像中国教育台、中国新闻台,还有很多电台电视台都是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如果完全盗版外国的模式,电台电视台都向版权人支付很高的费用,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国际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应该把中国的电台电视台的现状了解清楚,看看哪些地方应该收费,哪些地方应该少收费。像广播电台电视台使用录音制品的办法,制定出来之后著作权人很不满意,广播组织也不满意,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正确地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公益性性质加以认识,把它作为国际上的商业组织是不太合适的,所以我们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要兼顾好这样的一些利益,谢谢大家!

 

  孙国瑞:报告很精彩,但是我们要守时,本来我准备了一个20分钟的发言,现在我讲两分钟。咱们看咱们这个主题——传播者的权利传播者的义务。这个主题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很多,实际上是理论问题多,实践问题更多。涉及到管理,很多管理问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不太好说。比如影视作品拍摄者的资质问题,这个意识形态是很严肃的,所以国外的制度不一样。对于学者来讲,讲著作权法法条的时候,表面上我觉得我理解了,但我跟实务界一接触就发现这个问题真搞不明白。比如说制片人、出品人、策划人,刚刚汪律师谈到了摄制单位、导演和编剧,这个问题复杂的不得了。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究竟是导演决定制还是编剧决定制呢,有好的剧本没有好导演不行,小说很好编成剧本不行,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影视作品创作出来之后,所谓的院线制和档期,还有相应的影视界的传播问题,这个要是不明白的话可以去查法律。现在这么多传播的问题,电影集体管理组织也出来了,到2010年12月,音著协音像协收取了1.2亿的版权费用,但是给权利人的连0.5亿都不到,剩下的钱哪里去了?中间环节都给磨蚀掉了?权利人非常生气!

 

  冯震宇:我讲的非常简单,尊重大家的休息权,所以我现在宣布,散会!

 

 

自由讨论阶段


  武汉大学宁立志:各位嘉宾,我们今天下午的分论坛三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我是武汉大学宁立志,我和丛立先主持这一段的讨论。下面进入自由发言阶段。


  华南理工大学:我针对上午的主题和今天分会场的主题回应一下——关于著作权的保护。上午郭先生的发言给我一些启示,他谈到现在作品运用的商业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就是使作品被大量使用,被大量使用是因为很多作品都在网上挂着,下载更方便了,而且使用方式发生变化,便利使用人的使用。这种技术的发展,商业模式的运用其实也在发生着一个权利领域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原来我们更重视征得权利人的同意,现在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我们也有另一个判断,我们要鼓励作品传播,相应地权利人的利益也得到了体现。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由征得权利人的同意到鼓励作品的传播。那如何实现著作权人的利益?我认为还是要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当然,集体管理组织一般情况下是征得权利人同意而管理会员的作品。现在有一种模式是延伸管理,比如得到国家的授权可以管理非会员的作品。这样虽然没有得到权利人的授权,但它得到了国家的授权,它就可以去跟权利人签协议,这就有利于作品的传播。那如何实现权利人利益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集体管理组织应如何去设计它的模式,保证权利人利益的实现。

  回应一下第41条的理解,征得作者的同意,就是作者在行使著作权;征得录音录音制作者的同意,是他们在行使邻接权,这是两个不同的权利。因此应同时征得他们的同意,没有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就侵犯了他的著作权;没有征得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就侵犯了他的邻接权。我觉得是都构成侵权,只是权利基础不一样。

  关于影视作品,我国著作权法上的规定是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制片人,这是基本规定。其实这个规定在立法上还是有欠缺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体系中,权利界定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我国的权利体系沿用了英美法系的权利理论,而大陆法系更强调精神权利和人的创作。所以说,英美法的理论基础导致了法人理论在我国法律体系里的体现,这其实是很别扭的。所以我觉得曲老师讲的是有道理的。我看了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它规定导演也是享有著作权的。是不是要扭转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更强调自然人的一个创造能力。他可以把自己的权利通过合同或其他方式进行转让,制片人才能获得著作权。

 

  汪涌:这个问题有个不经济的做法,就是著作权人把权利授予了录音录像制作者,再授予一个人,那提交介质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另一个录音录像制作者制作的介质。所有的著作权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当他要授予著作权给另外一个人使用的时候,像郭德纲案,法官在法庭上问他,如果想避免侵权就是让郭德纲再表演一次,然后再录制一次,这个是有问题的。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像美国的电影协会,授权的时候给的介质都是别人录制的,但从来没有说侵犯了录音录像制作者的权利。这个在专家里是很重要的两类观点,有专家就认为这个问题是不能倒过来的,著作权人授权时使用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介质实际上是不侵权的。这实际上是有个激励合理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回应。

  另一个回应就是刚刚讲的影视作品著作权的问题,一个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确实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系认为创作者是著作权人,简单的讲就是生孩子的妇女是孩子的妈妈。但是英美法系有个例外,就是承认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也是可以做母亲的,15条就是这样一个设计。其实它就是引用了美国法里的一个制度,叫雇佣作品制度。我们抄了这样一段话,但我们没把整个理论体系引进来,这个制度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实际上对11、12、13、14、16条对法人作品和特殊职务作品,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这个著作权法是个杂烩,它又想兼顾到英美法的规定,又想借鉴大陆法的一些规定,结果两个在杂糅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想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在大陆法系,就是有个制度叫法人作品,它就是体现法人意志由法人承担责任的一个作品,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我们又想借鉴英美法的制度,比如15条,两个条文出现了冲突,现在才会有很多人来主张(权利)。但实际上影视作品的权利归属,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承认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归属要有特殊的制度安排。首先它属于工业版权,需要大量的投资。其实电影并未体现或者是不完全体现导演的意志。投资人是要在电影中体现它的价值观的,它找导演的时候是要看导演能不能在电影里用技术手段来真实地反映它的价值观。所以它是很典型的一个法人作品。而且法人对它的发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民事责任承担责任,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是我们自己把它搞乱了,搞乱了之后我们能不能再立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制度创新的东西,立一个新的体系,比国外的要好,我不敢说,我觉得有些弄清楚的东西就不要再讨论了,归根结底就是你去借鉴英美法的制度还是借鉴大陆法的制度,你把它杂糅在一起,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孙国瑞:学者和实务界经常是这样一种情况,学者对实务界通常是不太了解,只是从理论、法条出发,实务界的人可能就会说你这叫自说自话,或者是各说各话。实务界说他们自己的道理,学者说他们的道理。我们早就强调理论和实务相结合,学法律的人如果不去接触一点实务的话,只是纸上谈兵,讲起课来也是索然无味。现在高校里越来越重视科研了,学者很难有时间深入实际。比如说现在影视作品著作权人是制片人,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制片人是做什么的,制片人与出品人与策划人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制片人是著作权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电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有更多了解,才能从法律角度理解它,才能去找法律的毛病。比如著作财产权的罗列,这个罗列永远无尽头,科技的发展会带来新的传播方式,不断有新的权利。

 

  丛立先:郑老师不断的提到法人作品是法人视为作者的一种情况,但是今天我很欣喜的看到一些80后的研究人员很系统的把这个问题写成了研究成果,不管理论上站不站得住脚,但是是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何平:刚刚谈到的问题,我把它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内,国内有立法上的单一标准,就是制片人是唯一的版权人。但是司法中,法院做判决的时候又判给了各种各样的人。而在实际生活中,消费者选择看电影的时候是会看导演是谁的。所以说,导演其实是有非常高的独创性的劳动在里面的,他有他非常个性的选择和判断,而且许多消费者就是冲着这个个性去买票观看的。所以实际生活中,我们并不是看它的制片人是谁我们才去看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立法的规定是否太过于强硬了。像司法中提到的多标准,是适用法律上有错误吗?是他们不知道法律吗?不是的,他们可能更想有多一点的合乎人性的地方。回到国外层面上,比如法国它一直都是主张“二元模式”的,就是导演、制片人都可以作为版权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说英美法系或者大陆法系的都是好的?我们经常谈国情,那为什么我们不立足于自己的国情制定一套不一样的规则?所谓的国际接轨就是要与国际保持一致吗?不能特别崇尚外国的一些东西,要有自己的思考。埃及的教授告诉我,在埃及导演、制片人、演员都是版权人,其中一些人可以通过合同来放弃版权,以此来解决权利冲突的问题,这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这样一种模式。立法上的规定也许需要我们改进,更加地合乎理性、合乎人性,也许是二元的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我们国家独有的。

 

  孙国瑞:权利的归属是著作权最基本的一个核心,只有确定了才能主张权利才会有后续的发展。但是如何决定权利归属,争议是很大的。就台湾的规定来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受聘著作,一个是受雇著作。电视公司拍电视剧,演员和电视台签基本演员约。有了受聘著作之后,如果没有规定归属于受雇人,其中人格权属于受雇人,财产权归法人。在权利的划分上是用人格权和财产权来划分,关键还在于你有没有一个契约的约定,大部分的文创产业其实都有。出资人是受聘著作,台湾的规定和美国的一样,签约就很清楚是归属谁的,没有签约的话,按照台湾的规定是属于受聘人,但现在不签约的情况很少。好的规范制度有助于行业的架构和发展,文化创意问题的著作权归属是核心中的核心。我想问一下汪律师,你刚刚发言中提到的关于著作权法第41条的理解中,要征得权利人的同意有一个次序问题吗?

 

  汪涌:音像制品的被摄制人要发行音像制品的话,除了要取得录音录像制作者的同意,还要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在实践中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被许可去发行音像制品的人先取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但著作权人交付的是已经许可给别人录制的那个客体的权利,这个时候他如果没有征得录音录像制作者的许可,他构不构成侵权?这其实就是个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冲突问题。我们实践中已经有这个诉讼了,专家意见也很不一致。

 

  孙国瑞:这是大陆比较特殊的情况,实际上在国外这个权利归属一定是归属于同一人。

 

  汪涌:我国著作权的归属问题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比这个还要严重。我们是两元的权利体系,英美法系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把法人作品放在我们两元的权利体系中,会出现一个后果,比如我写不了博士论文,就跟一个人签订委托创作合同,我能不能拿受托人的创作作品去答辩,这个人身权能不能转让。在二元体系下用雇佣作品是解释不了我们的二元论的,所以著作权11、12、13、14、15条的问题在于我们借鉴了两个法系,但是没有融合好,这是我们的困境。如果人身权按照别的法律没有转让,所谓约定权利只能约定财产权,在原始取得的情况下只能用另外一个法律去解释它,因为你是要视他为作者,而不是从导演和编剧那里受让的权利。我们要坚持二元体系的话,就要在涉及委托创作、法人创作的问题上,要有明显的倾向,这是著作权法修订中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嘉宾:第一个,关于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到底是制片人还是创作者,我个人是倾向于制片人的,尽管理论上有所争议。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另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承认数据库的保护的,我是赞同的。伯尔尼公约有电影作品的规定,但惟独没有提到电影作品的归属,就是因为理论上有争议。第二个问题,刚刚汪律师提到的美国通过电影去宣扬主旋律和国家形象,我个人也持这样的一个观点,而且我的观点是说文化产品的传播不仅在经济,更重要的在文化软实力上。我们在纽约广场播放的国家形象宣传片,其实这种形象宣传还不如一部电影能更好地进行国家软实力的推广。这个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有关,但其他方面要提供手段促进这个成果,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顾敏康:在探讨电影作品的问题时,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一个问题——怎么去借鉴?是杂糅还是创建我们的特色?在国外,人身权和财产权都是一种自然权,因此不能放弃。我们的著作权法在立法理念上就出现了把人格权和财产权分割的问题。第17条实际上是认为法人作品可以转让,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转让。因为在制定合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作品,所以它是一种原始的取得。我们在法律中规定了哪些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哪些权利不可以放弃的。比如我论文中写的发表权可以转让但不可以放弃,修改权可以转让但不能被放弃,作品的完整权是无法转让和放弃的,署名权可以转让和放弃。我们应该开阔思路,重新检视, 是以著作权法为重点还是以合同法为重点。

 

  孙国瑞:我想请来自香港的顾敏康教授来介绍一些香港的立法,让我们借鉴和学习。

 

  汪涌:权利瑕疵担保义务的问题,在英美法里面,合同一定会被宣告无效,因为缔结合同的基础就是我信任你的权利没有瑕疵,基础不存在了合同就无效了。因为我们长期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合同法里面又有一个可撤销的条款,这个跟无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嘉宾:合同法的解释说原则上这个合同是有效的,现在司法和立法上出现了一个紊乱。

 

  阳贤文:著作权的归属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著作权规定的背景问题要加以考虑。而且在实践中,法官对相关的案例进行审查,必须把无效和解除分开,不然的话就会导致合同履行的不稳定。

 

  唐昭红:超级女声里面的演员的著作权有没有人考虑它的归属,因为根据合同约定,她十年之内的作品都是要给经纪公司的。

 

  丛立先:我倒觉得这个跟NBA的情况很像。NBA联盟和球员都要签约的。你所说的超级女声是个小栏目。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它和表演者也都是要签版权协议的。就好像是一个合作作品,每个作者都能单独使用单独的部分,这个就既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建议这些问题都用合同的方式解决,没有合同再去考虑著作权法。

 

  阳贤文:中国的经济模式越来越像美国靠拢。

 

  王杰:刚刚唐老师提到的问题,其实中间是一个著作权买断合同。因为我们签订著作权许可合同都是针对特定的作品,或者说是针对一个已经创作的作品,或者未来创作的特定的作品。而超级女生和湖南电视台签的合同是未来十年内创作的作品都归湖南电视台所有,这个作品是不特定的。我们国家是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但这个在大陆法系是禁止的,这涉及到人格权的侵害。

 

  唐昭红:无论是创作作品还是表演者形象,未来由于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复制权、传播权的扩张全部都归投资方是否合理?是否违反基本原则?其实就是著作权能否卖绝?我觉得创作者有时候是特别弱小的,我们在法律中要关注这个问题。

 

  魏森:我要说的是作者对他的作品的排他使用权的问题。比如关于旭日阳刚演唱的“春天里”的纠纷,不仅是汪峰要提起诉讼,还有十三位北京的词曲作者也要起诉。我们应该考虑在这样一个问题,作者是否对他的作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权?大家似乎觉得作者对他的作品享有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比如汪峰在旭日阳刚成名后阻止他们演唱“春天里”,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唱的问题,核心在于有没有钱。词曲作者也不是说不让演唱他的歌,而是演出所得到的钱和他们的稿费不平衡。我在论文中就否定了作者的这个排他权,我认为应当赋予作者的不是对使用人的限制权,而是获得报酬的权利。

 

  嘉宾:对于财产权问题著作权法一共列了13项,传播权是其中的一项大权利,有时候它的界限确实不是很明显,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模糊了。现在网络和电视的结合,手机也可以上网了,这样的传播途径,从技术角度来分,权利的界限会越来越不清楚。我认为我们不用规定细的划分,有时候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自己都弄不清楚,所以做宽泛的规定比较合理。在修订著作权法的时候可以简化这种权利,我认为只要通过一种传播渠道就是在行使传播权,这种分类更为简单化,更有利于作品的传播。

 

 

  录音整理:樊思思  曹晓慧

 

 

 

鄂ICP备05008429号
Copyright? 2004-2010 iprc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网 版权所有
联系电话:027-8838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