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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红色浪漫里走出来的人啊,请睁眼看看现在的世界
2018年1月2日

2018上班的第一天,知产界就出了个大新闻,确切的说,是一个文艺界的大新闻波及到了知产界——国字号的芭蕾舞团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声明,表示自己在知识产权的事儿上受欺负了。

许多读者可能也已经看了这份声明,知识产权那点事小编看到时,惊诧异常。通篇露骨、毫不掩饰的指责法院、相关法官,甚至波及了培养相关法官的法学院校,还将对相关判决的批评抬高到“践踏法律、破坏法治”的层面。

 

有网友表示:

 

以下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严正声明:

 

(图片来源:中央芭蕾舞团)

中央芭蕾舞团的严正声明

由于北京西城区法院错误地强制执行渎职法官的枉法判决,已对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造成严重伤害,进而使《红色娘子军》将遭遇被迫停演的命运!

为捍卫无数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染红的《红色娘子军》不被司法腐败玷污,为捍卫六代艺术家用心血浇灌的《红色娘子军》舞剧能继续屹立于舞台,为捍卫国家院团献身人民艺术近六十年所建立的声誉,中央芭蕾舞团强烈谴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枉法判案法官孙敬肆意践踏国家法律、破坏社会法治的恶劣行径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心、指导下,在中宣部、文化部直接领导组织下,在无数老艺术家、人民解放军以及全社会各行各业精英的共同努力奉献支持下创作诞生的。她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东西方文化艺术融合创新的成果,是所有为其付出心血的艺术家们的集体创作,她不应是任何标榜个人利益唯上的盗名欺世者的工具,更不应是图谋将集体智慧窃为己有的拜金小丑的摇钱树!因此,中央芭蕾舞团严正声明:

第一,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同样,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对法院中劣质法官违背中央大政方针,违背国家法律,罔顾案件事实的自相矛盾的荒唐枉法判决,我们全社会善良百姓和所有参与《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各项工作的艺术家们,都将予以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

在历时五年的维权诉讼中,中央芭蕾舞团和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相信法院会依法判案、公正判案,因此当冯远征夫妻利用媒体颠倒黑白欺骗舆论大演悲情戏时,我们为避免干扰司法审判而采取克制态度,但办案的劣质法官敢如此明目张胆枉法判案却是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和善良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我们不但要坚决追究这些盗用和滥用国家司法权力劣质法官对中央芭蕾舞团造成的伤害,并要将此案作为切入点,会同社会各方正义力量对百姓反映强烈、十八大以来仍不收手的司法腐败进行严厉声讨和揭露!积极推动我们社会的法治建设,让习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真正得以实现!

第二,《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是一起因梁信及女儿梁丹妮、女婿冯远征背信撕毁1993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诈取不义之财引发的本不该发生的诉讼案,原本法院对毁约背信的行为是不难断案的,但劣质法官孙敬在得知冯远征夫妻提出要求中央芭蕾舞团给予150万元补偿及今后(五十年)每年要30万元的调解要求后,即开始不断向中央芭蕾舞团施压,企图迫使中央芭蕾舞团接受这种无理的调解要求,在拉锯几年后,西城法院见中央芭蕾舞团拒不接受这种出卖中央芭蕾舞团和国家利益的调解,法院最终就作出了这份自相矛盾的违法判决书!左手判中央芭蕾舞团没有侵权,右手却判中央芭蕾舞团要支付侵权赔偿!这份出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白纸黑字的所谓正式判决书,分明是在掌掴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个法学院教出来如此滥竽充数的法官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违背事实,判称中央芭蕾舞团与梁信所签的一次性转让合同仅是“十年之约”合同、不是永久合约,据此做出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枉法裁判,司法公正何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二审判决,前言1993年所签协议不是“许可合同”,后语一次性支付的合同费用是“许可费用”,同一纸判决书上存在如此前后矛盾自打嘴巴的判词,司法公信力安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页判决书仅重复了二审判决内容,完全回避中央芭蕾舞团的再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法院的庄严审判权,却被这些劣质法官如此随意辗压,如此荒唐玩弄,司法权的合法性、公正性、公信性何存!?司法公正被肆意践踏!君不见法院竟然将这种荒唐判例列为2015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违背法律常识的判决,不仅玷污了中国法律,还直接扒光了法官的法袍,裸晒了法官的素养!不知这对法官群体是怎样一种无情伤害?!

第三,历史不容篡改,面对三级法院对《红色娘子军》案罔顾事实,违背法律的判决,中央芭蕾舞团已沦为司法冤民,将被逼步入上访大军!中央芭蕾舞团将继续同《红色娘子军》剧主创人员、法律专家和社会各界一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法规来证明此枉法判决的错误。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此,让我们共同重温习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告诫全国人民的掷地有声的讲话:“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中央芭蕾舞团将与我们善良的百姓一起,坚决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坚决不向枉法裁判和司法不公屈服!坚决与危害我们社会的司法腐败作斗争!中央芭蕾舞团将以严正声明的方式坚持发声,捍卫我们国家文化的尊严!捍卫国家院团和艺术家的声誉!捍卫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央芭蕾舞团

2018年1月2日

 

声明发出后,冯远征发表微博回应:

 

作为知产人,最摸不着头脑的莫过于从中央芭蕾舞团的声明中,完全看不出所谓的枉法判决”枉在哪里,这份声明通篇都是情绪宣泄,没有理性的指出问题,这在法律人看来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本案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下面,知识产权那点事小编将各阶段判决的要点摘编出来,让大家首先清楚事实、双方的争议焦点和法院的观点: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1961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根据原告梁信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由谢晋导演拍摄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并公映。该片描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国海南岛地区一支由劳苦妇女组成的红军队伍的战斗故事以及红军战士吴琼花在战斗环境里锻炼成长的经过。在该电影片头,署名为编剧梁信。该电影文学剧本同时收录在2006年10月由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梁信文选》中,署名梁信。

1964年初,当时的中央芭蕾舞团(前身为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开始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根据梁信编剧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进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改编。1964年9月,该剧改编成功并进行了公演。公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上与电影《红色娘子军》相比,除情节、人物略有删减外,其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主要人物基本一致。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认同涉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梁信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

该剧由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复排复演后,1993年3月20日,时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李承祥致函梁信,该信除了日常问候外,肯定了“这部舞剧的诞生,基础是电影文学剧本。”并称“我们首次尝试创作中国芭蕾舞的实验,得到了您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有了信心。”该信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依据1991年6月实施的《著作权法》和国家版权局印发的“关于表演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草稿)”(此规定国家版权局在1993年8月1日正式发布实施)提出了给付《红色娘子军》一剧创作人员报酬问题。李承祥在信中表示“我们过去没有著作权的观念,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法,所以创作人员(包括原作者、编导、作曲)从没拿到一分钱,现在国家颁布了《著作权法》,创作人员的正当权益应该得到保护。”同时,信中在探讨了如何给付及计算方式、付酬标准后,李承祥还表示“在十年内一次性付酬也是一个办法,即一次付给您3000元,十年届满再续签合同,另议酬金”。

1993年6月26日,梁信、中央芭蕾舞团双方依据1991年6月实施的《著作权法》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确认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系根据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而成,并认同了当年改编过程中得到了梁信的应允和帮助。同时,双方还约定:(1)中央芭蕾舞团在今后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节目单,海报等宣传资料中注明“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字样,以保护原著之署名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和国家版权局“关于表演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付给梁信同志人民币伍仟元。(3)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表演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梁信同志不再授予其他作者或法人以舞剧形式改编原著的权利(其他艺术形式不在其列),以保护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享有专有表演权的权益。此外,双方还在此协议上手写了“将来如文化部另有规定;中央芭蕾舞团与原作者梁信认为需再议;则应修订此《协议书》”等内容。协议签订之后,中央芭蕾舞团支付了相应报酬,并继续公演上述剧目。2004年9月原告梁信曾致函中央芭蕾舞团,祝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四十周年,并祝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日月同辉。此时,虽已超过所谓“十年之约”,但双方均未提起再续合同,另议酬金之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被告1964年将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时,是否得到了原告的许可;

二是1993年6月双方签订的协议是何性质,是许可使用合同还是演出报酬的约定;

三是被告2003年6月以后的演出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是否应进行相应的赔偿;

四是被告在其网站上介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未给原告署名是否构成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审法院认为,通过证据可以证实,中央芭蕾舞团在改编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是得到了梁信的许可的,这种许可既有口头应允的形式,也有亲自参与改编工作的方式。即便此种许可当时没有形成书面的形式,但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背景,对于这种历史形成的作品特定许可使用形式是应当予以充分尊重的。鉴于中央芭蕾舞团即是改编者又是表演者的双重身份,这种许可应该即包括改编权,也包括表演权。

关于1993年6月签订的协议的性质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被告中央芭蕾舞团身居改编及表演者的双重身份,其改编行为在1964年已经完成,此时的身份虽然依然具有改编者性质,但其主要行为应该是表演行为,双方协议要解决的不应是作品改编许可问题,而应是表演改编作品如何付酬问题。

这一点从双方当事人都反复强调的李承祥致梁信的信函看,亦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该信除了日常问候外,主要内容是探讨演出改编作品时如何给付原作者报酬,并没有涉及许可使用等问题。信中称“我们过去没有著作权的观念,国家也没有相应的法,所以创作人员(包括原作者、编导、作曲)从未拿到一分钱,现在国家颁布了《著作权法》,创作人员的正当权益应该得到维护,……参照征求意见稿,首先要付给您1200元的基本演出报酬,以后按演出收入陆续付给您演出场次报酬”。此外,信中还称“国家版权局规定中也有一次性付酬的条款,在十年内一次付酬也是一个办法,即一次性付给您3000元,十年届满再续签合同,另议酬金。”协议中引用的法律条文亦是关于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时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而不是关于许可使用的规定。

关于第三个问题,诉讼中,原告梁信强调中央芭蕾舞团在1964年改编其作品时未曾得到许可,1993年6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应为作品许可使用约定,根据当时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作品许可使用期限为10年,被告在2003年6月以后,未经原告另行许可,继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侵犯了其著作权。一审法院认为,中央芭蕾舞团在改编原告的电影文学剧本《红色娘子军》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进行演出时,得到了原告的许可。

虽然法院认定被告的改编及演出行为得到了原告的许可,有权继续进行演出,但其依《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应向原作品著作权人支付相应报酬。正如李承祥信中所述那样“十年届满再续签合同,另议酬金。”,被告中央芭蕾舞团在2003年6月双方约定付酬期满后,应当积极与原告方协商续约,给付相应的表演报酬,法院对于原告赔偿损失的要求予以支持。

关于第四个问题,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表演者使用他人作品的,不得侵犯作者的署名权。虽然在被告出示的不同时期的节目单上,显示了为原告署名的情况,但被告在其官方网站上介绍涉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时,未能给原告署名,构成了对原告署名权的侵犯,应当予以赔礼道歉。

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提起上诉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认为,我国1964年并未颁布著作权法,亦不存在著作权这一法定权利,故梁信于1964年对于《红色娘子军》舞剧的改编及表演的许可行为在1964年尚不会产生《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许可使用的法律效力。但在我国著作权法1991年6月1日开始施行后,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于1993年就《红色娘子军》相关事宜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有"补订"的表述,这一表述说明该协议书并非双方重新签订的许可协议,而系对于1964年的许可行为进行确认。在1993年已颁布著作权法,且此时并不存在行政命令的情况下,该确认已赋予1964年的许可行为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许可效力。

在综合考虑1993年协议书的文字表述、缔约过程中双方的相关意思表示,以及1991年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本院认为,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签订的协议书是在1991年著作权法实施后,双方为解决表演权报酬问题而签订的合同,性质上属于表演权报酬合同,并非梁信所主张的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也非中央芭蕾舞团所主张的著作权转让合同。

中央芭蕾舞团2003年6月后的表演行为虽应视为经过梁信许可,但并未向梁信支付报酬,该行为构成对于梁信表演权的侵犯。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作出后,中央芭蕾舞团提出再审申请。

北京高院认为,原判决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13种情形,故驳回中央芭蕾舞团的再审申请。

看完三份裁判文书,知识产权那点事小编没有发现“枉法判决”的痕迹,对于案件中涉及的具体法律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进行观点探讨。探讨有两个前提:一是理性,二是尊重法院判决的既判力。中央芭蕾舞团接下来需要做的,不是上访,而是被普法,在感性的职业之外增加一点理性。

另外,本案也有些时代的特殊性。《红色娘子军》由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为芭蕾舞剧发生在1964年,那是我国第一部1990《著作权法》颁布之前,那时候别说没有法律规定,可能连著作权法意识都没有。一审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定梁信既有口头应允,也有亲自参与改编工作,即便当时没有形成书面的许可,但基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法律和社会背景,亦可认为是对中央芭蕾舞团的改编和表演行为的许可。二审法院则认为,我国1964年并未颁布著作权法,不存在著作权这一法定权利,梁信于1964年对于《红色娘子军》舞剧的改编及表演的许可行为在1964年尚不会产生《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许可使用的法律效力,但双方于1993年就《红色娘子军》相关事宜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有"补订"的表述,可以认为是对1964年的许可行为的确认。两级法院在审理时都关注了案件特殊的时代背景。

相似的还有“霓虹灯下的哨兵”署名权纠纷案。吕兴臣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的著作权人之一,该剧本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4年该话剧由天马电影制片厂(现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但在影片片首未给原作品作者署名。法院判决认为,由于影片摄制发行时,我国《著作权法》尚未颁布,当时的法律未作规定,且原告未提出署名权的诉讼请求,故法院对此问题不作处理。

《红色娘子军》打响了2018知识产权事件第一枪。在革命的年代、在大锅饭的年代,大家都怀着满腔热情歌颂来之不易的胜利,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集体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让大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私人权利观念淡薄,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权更没有重视。但是,时代是发展的,人的观念也在发展。我们可以理解中央芭蕾舞团对现今知识产权制度的不适应,但是,各类法律健全的时代已经到来,个体终须适应时代,况且,大字报式的上纲上线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被丢弃了么?

 

来源:知产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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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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